第79章下五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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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可乐知道，日本银行银圆兑换券的纸质的原料是杉木材和三桠树皮，他现在需要确定的是二者的比例，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能一次次地试制，慢慢找到这个比例值。三桠树皮的占比是高了，还是低了，通过成品泛黄的程度和坚韧度，就能判断出来。

准备各种工具、设备、材料就花了付可乐好几天的时间。付可乐先将杉木锯成薄片，称重以后拌石灰浸入水池，计时泡到发软后取出。然后付可乐称取百分之六十杉木片重量的三桠树皮，将两者混合放到一个石臼中捣烂，再放入一个烧着水的大锅中开始煮。

付可乐将双手互抹了几下，对着安歌说道：“接下去就轮到你了。”

安歌雀跃着点头。一边看得兴致勃勃的罗斯教授感慨道：“真是一项古老的神奇艺术。”

付可乐略带骄傲地说道：“是啊，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三人围着一大锅的沸水观看，翻滚着的水面上渐渐开始出现细末状的纤维，并且越来越多。

安歌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问道：“可以了吗？”

她见付可乐点了点头，就拿着一个长方型的、上面绷着竹帘子的木架子从沸水面上荡过去，于是，一层纤维就留在了竹帘子上。安歌将这个木架子放到了旁边的晒台上，拿起一个新的木架子继续在沸水锅边等着重复刚才的过程。

因为三桠树皮的原材料有限，现在是实验寻找正确配方和工艺流程的阶段，付可乐用的比较节约，所以安歌经过三次的操作之后，拿着木架子在沸水面上就荡不到更多的纤维了。

经过初步的脱水之后，付可乐将这些木架子上的纤维进行适度压缩，再开始最后一个过程：烘干。

由于付可乐事先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以及认真深入的研究工作，第一次制成的纸质品相就相当好，只是明显发黄，毫无疑问，三桠树皮的比例过高了。接着，第二次实验开始了，这一次，付可乐将三桠树皮的用量降低了一半，只占杉木片重量的百分之三十。这次实验得到的成品，坚韧度逊色一筹，成品纸张的黄色也有些偏浅，都说明三桠树皮的比例偏低了。

两次实验结束之后，天色就已经差不多要暗了，只能明天再继续了。

1935年11月20日，天津海光寺日军宪兵队内，百里藏锋和往常一样翻看着日军内部通告，看到了一则非常简短的消息：11月16日，伪满洲国葫芦岛市缸窑岭日军守备队在队长疙瘩胡和副队长井上正光率领下，击毙下五家子村反抗村民百余人。

百里藏锋清楚地知道日军一贯的劣性，在日军的内部通告的战报中，凡是报告战场击杀敌方军事人员都会虚高几成，而报告杀死老弱妇孺、平民百姓的数字则普遍要比实际情况低好几倍。而这份通报中，所谓的反抗村民，实际上必然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报告中就说杀死了上百村民了，实际上的数字一定更惊人。

次日，这则消息从百里藏锋，经过王子凡、霍冬阁、邵侠、沈常青，最终到达了付可乐这边。付可乐很快通过沈常青回电，要求“汉武”第一小分队配合天津《大公报》查清事件的全貌。

当天晚上，天津《大公报》就以最快的速度派出了一名司机和一名记者，会同霍守嵩和邵侠，组成一个特别小组。四人星夜驱车赶往400公里之外的葫芦岛市下五家子村。由于百里藏锋早就为“汉武”第一小分队准备了特别通行证，沿途的所有关卡他们都可以顺利通行。

此后的三天时间之内，特别小组找到了下五家子村的四位幸存者，拍摄了数百张照片，记录了上万的文字采访资料，查清了下五家子村惨案的全过程。

1935年11月16日拂晓，葫芦岛市缸窑岭日军守备队在队长疙瘩胡和副队长井上正光率领下，突然包围了下五家子村。日军随后驱使全村100多名青壮年到了西河套，要求前些天就被他们抓走的所谓“土匪”，该村的三名村民当场指认抗击过日军的其他人。这三位村民不愿意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所谓罪行，更不愿意连累无辜的同村人，拒绝指认任何人。

日军随即将这三位村民杀死，然后逼在场的村民互相指认，但是还是没有一个人开口！井上正光怒不可遏，命令用3挺歪把子机枪同时向村民猛烈射击，100多无辜的青壮年瞬间倒在了血泊中。井上正光命令日军士兵对倒地的人们进行检查，还有一口气的全部补枪或者捅一刺刀，然后在尸体上倒汽油，纵火烧成灰烬。

井上正光在村外大屠杀，正队长疙瘩胡在村里指挥日军下毒手。留在村里的老弱妇孺，被日军用枪、刺刀逼到屋内，用绳子、铁丝绑住，然后日军开始点火烧房，连房子带人一起烧。烈火在全村熊熊燃烧，烧杀的过程持续三个多小时，全村六十四户，被烧毁民房400多间，被杀害人共387口。

中国在流血！

经历了这场残酷无比的大屠杀，整个下五家村总共只有11名幸存者。特别小组经过努力，找到了他们当中的4人。

刘勤是从西河套杀人场跑出来的，在日军追击下，他不顾一切地跳进了一口深井，追上来的日军朝井里开枪，却打死了早前就藏在井中的其他人，使刘勤得以逃生。

13岁的刘治中和其他五个孩子一起被日军绑在树上，准备点火将他们烧死。当火点着之后，日军就离开现场。孩子们挣开绳子就跑，但是没跑多远，就被日军逐一枪杀，只有刘治中这么一个孩子死里逃生。

刘国珍是幸存者中唯一的女性，她回娘家的第二天就遭遇了这场大屠杀，她手持菜刀钻进一座小庙。日军用刺刀扎不着，又不敢自己往里钻，就点燃一捆干草塞进庙门，扬长而去。结果火势没有变大，刘国珍拼命忍受，熬过了烟熏火燎，等她回到家时，发现全家18口都已经被日军杀害了。

刘明善全家七口人躲在屋内，除了他之外六人都被日军用刺刀扎死，他全身被刺了七刀，神奇地无一扎到要害，他奋力将那个日军推入了火堆，侥幸逃出了虎口。

11月26日，天津《大公报》，《大公报》上海分刊，以及其他收到特别小组的文字和图片资料的几家报社，一起报道了罪恶的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下五家子村惨案的详细情况。这是继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一万七千多中国民众被日军焚杀死亡），和1932年9月16日的平顶山惨案（抚顺煤矿附近栗家沟、平顶山等村3000余村民被日军灭绝性屠杀）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又一次惨无人道的恶行。

多家报纸媒体的这些报道激发了中国人民巨大的抗日热情。为了引领配合全国的这种抗日大形势，1938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并立刻互派代表，协商具体进行办法。宣言表示，只要全国人民能够同心协力实现抗日的主张，则一定能够赢取最后的胜利。

《抗日救国宣言》获得了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同、强烈反响、坚决支持，并导致全国各地民众的抗日热情持续高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完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活动越演越烈，并且逐渐开始向全国的其他城市扩展。

两天之后，付可乐回到了杭州。回杭州之前，他已经成功地制造出了，和日本银行百元银圆兑换券用纸，几乎完全相同的杉木和三桠树皮混合材质纸。整个过程一点也不轻松，仅仅搞清楚了三桠树皮和杉木片的材料比是比1，就已经消耗完了付可乐从香港带回来的两大麻袋三桠树皮材料。

好在不久之后，委托安歌父母代为收购的三桠树皮就到货了，这才度过了原材料危机。然后，付可乐又就成品纸的厚度、光滑度、透明度等指标分别进行了多项的实验，才最终制作出完美无缺的成品，并将整个造纸的工艺流程确定了下来。

对于他们这个团队而言，他们已经拥有德国最新型的海德堡全自动圆压平印刷机、有三位顶尖画家、有世界最强的金石雕刻家、有印刷和制作雕版的专家，解决了日本银行银圆兑换券关键的用纸问题，前面就没有什么真正无法跨越的难关了。接着需要的就是团队坚持不懈地付出努力，就一定能取得最终的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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