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入主关中（1）——李家父子初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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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七月，隋炀帝再调淮南、江南的民夫船只，将囤积在黎阳仓、洛口仓的粮食，运往涿郡。于是，纵观隋朝境内，载有兵器甲仗的车辆，运送粮草的船只，往来奔走的府兵，日夜不断，拥挤于路途之上，累死道旁者，更是法统计。

至大业八年（612年）正月，隋炀帝在涿郡集结大军，共一百一十三万余人，号称二百万大军，正式对高句丽发动攻势。至此，隋炀帝在帝国战略层面，又一项宏大的筹划，——讨伐高句丽，拉开了序幕！

然而，在这大军百万，旌旗蔽日的大场面背后，却是隋朝百姓从大业元年（605年）至大业八年（612年），七年之间从未中断的劳役与伤亡。

当农耕社会下的底层农民，被迫离开土地，耕种失时令，颗粒收，田地荒芜，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时，皇帝没有下令与民休息，却是颁布了新的征税诏命，为东征高句丽筹措物资。

而隋朝的官吏们，在接到命令的第一时间，便低价收购老百姓手中的粮食，随后对外公布诏命，要求征税，百姓只得再以高价，从官员手中买粮。简单的一进一出，官员能从中获取的暴利，达数倍之多。

大业七年（611）时，山东、河南爆发水灾，三十余郡被淹没；接着，同年十月，黄河砥柱崩塌，土石塞堵河道，造成河水逆流数十里，吞噬周边城池。然而，面对如此严峻的天灾，朝廷却守着各处义仓，不肯开仓放粮，赈济饥民；黎阳、洛口的储备，只顾运往辽东。

这一刻，悬在百姓头上的生存红线，彻底绷断。邹平人王薄，率先揭竿而起，自称“知世郎”；紧接着，平原人刘霸道，高鸡泊的孙安祖、窦建德，河曲张金称、蓨县高士达等人，蜂拥而起。一首《向辽东浪死歌，唱响了隋末天下动乱的乐章。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

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再到后来，隋朝百万大军，折戟辽东，令隋王朝威风扫地。与此同时，国内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渐渐呈现糜烂之势。

面对农民起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局面，隋炀帝深知北方大乱，已经不可扭转，为了躲避战乱，于大业十二年(616年)第三次巡游江都，离开中原。隋炀帝临行之前，将西京大兴城(长安)和东都洛阳，扔给了自己的两个孙子，命代王杨侑镇守大兴城，越王杨侗镇守东都洛阳。

隋炀帝自己则一走了之，而代王杨侑和越王杨侗，他们都是隋炀帝早逝的嫡长子元德太子杨昭的两个儿子，当时都只是十几岁的孩子罢了，怎么能应对了如此的乱局。隋炀帝将北方乱局交给两个孩子打理，明显就是逃避责任。

隋炀帝三下江都，这一走，天下大乱的局面就变得更加严重了。到了大业十三年(617年)的时候，隋朝国内，形成了三支最重要的农民起义军力量。以窦建德为首的河北起义军，以杜伏威、辅公祏为首的江淮起义军，以李密、翟让为首的瓦岗军。而此时，李密正率领瓦岗军，大举围攻洛阳，与驻守洛阳的隋朝江都通守王世充，殊死搏斗。

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此时，身在江都的隋炀帝，想的并不是如何平定国内烽烟，而是选择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破罐子破摔，实行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根据《隋书·炀帝纪的记载，当时，隋炀帝对国内农民起义的态度是这样的：

区宇之内，盗贼蜂起，劫掠从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隐贼数不以实对。或有言贼多者，辄大被诘责。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师徒，败亡相继。战士尽力，必不加赏，百姓辜，咸受屠戮。黎庶愤怨，天下土崩，至于就擒，而犹未之悟也。

面对天下大乱的局势，各地武装力量都在积极反抗隋朝暴政，意欲逐鹿中原的时候，一支新兴的军事力量，突然崛起于山西太原。这支军事力量的横空出世，不仅改变了隋末唐初的纷乱局面，更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这支崛起于山西太原的武装力量，它的军事领导人，正是开创了大唐帝国的——唐高祖李渊。

事实上，李渊可不是一般的草莽英雄，相反，他却是一个真真正正，货真价实的贵族出身。并且，李渊还与隋王朝存在着非常深厚的血缘关系。为什么说李渊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贵族呢？因为，他正是出生于西魏、北周与隋唐时期一个非常显赫的贵族集团——“关陇贵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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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入主关中（1）——李家父子初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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