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章惩处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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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部门的掌握的情况，晋商已经发展到奸商和间谍行为，事实上成为了大明天下的敌人，就是不为了经济问题也必须处理。

此崇祯的主张是重农而不抑商。万历年间，对商业有点无为而治，商业有点回升，而现在处理晋商，并不是要禁止商业活动，而是要禁止向后金提供粮铁等违禁品的商业行为和官商勾结的不法商业秩序。

先前的政策法令，虽然没有明确开放与蒙古人的边境贸易，开放海贸等政策，但有明确的严禁与后金贸易的法今。与后金进行贸易，特别是提供粮食和铁器，就是实质上资敌。

后金主要由建州女真发展而成，原是渔猎民族，虽然即学牧业，也学农业，但水平还是较差。牧业只是发展到能够喂养现成的马，而不能提供新的马，要向蒙古人购马。农业只是能种植，其种植不足以提供自己的粮食，需要向其其它地方抢劫和向大明购粮食。

努尔哈亦起兵后，更是变女真人为强盗民族，四处抢劫。强盗要抢到东西，需要武力，武力则必需要铁。特别是后来后金用全力打造重甲，更需要大量的铁，后金有铁就有装备。

后金自己种的粮食和抢的粮食加起来都不够吃，还需要用抢来的金银购粮。所以粮食和铁是后金最需要的东西或需要量大的东西。

晋商是山西省的商人，由于山西考近蒙古草原，晋商原先的贸对象也主要是蒙古草原。

晋商并不是山西省所有人的商人集团，而是山西省籍的几家大商人垄断大明与蒙古草原的贸易集团。

晋商不但与山西省其他人的关系不相联，而且排斥其他商人。晋升商通过垄断地位排斥一切其他商人加入草原贸易，与其他商人实际处于对立状态，与山西省的大部分农民也处于剥削与被剥削状态。

晋商已经成为一个大集团了，其集团比先前的海贸集团还要大。

海贸和内地的商人只是找一个或几个高官作后台，或是大官的商业代理，商人之间虽然认识，也没有交换后台的信息，后台保密较严。

晋商却通过激烈的竞争，剩下几家大的晋商在把持晋商业务或垄断晋商业务，晋商由于具有垄断性质，所以晋商集团找了许多人充当后台，很多关节都已被打通，虽然对外人保密较好，但晋商之间却互通后台资源，从而，晋商之间和后台之间形成了一个大的利益团体。

晋商与山西人没有必然联系，但与许多官员的联系则十分紧密，许多官员都参加了晋商集团。

原先大明与蒙古各部落处于不断战争状态，后来戚继光训练的边兵，蒙古人再也打不进来了，于是大多数蒙古人认为识到，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接受大明的封号，接受互市的原则取代原先的“打草谷”的原则而获得生存。

张家口作为明蒙贸易的特别区域出现在历史上，晋商主要聚集在张家口。原先晋商与官府双利，晋商取得了贸易的权限，政府获得边境和平，也可得点利益，以改善经济状况。

后金兴起后，特别是皇太极掌握权力后，后金通过一些汉人降将与晋商联系，参与进了贸易中来。后金抢劫了大量金银不能吃，于是利用自己的金银优势高价购进粮铁。

晋商中的人本身就是商人，逐利是其特性，在掌握了大量大明官员的条件下，在有大利益的驱动下，晋商也就无视禁令而开始了走私贸易，就把生意扩展到后金，通过不断的提供后金需要的粮食和铁赚取暴利。

支援当时与大明处于战争中，或处于敌对关系的后金的重要物资本身就不对，晋商走得更远的是在金银利益下更是为后金收集大明的情报，由原先的贸易扩大范围，发展到有心助敌的间谍行为。

晋商正式发展成为奸商，成为崇祯必须打击的对象。当然晋商在走私和间谍行为后，付给边境军官、地方官和某些大员的的利益也增加了，还把关系发展到朝庭，即便宜于获取情报，也为了找到更强的后台。大明朝中许多人，山西和宣镇也有许多人被拉下了水，再加上当时大明腐蚀成风，许多人都认为法不责众。

还在崇祯元年，皇帝系统建立民工队，收购粮食时就在许多城里遇到了商人的竞购粮食，那时就因有商人大量的竞购粮食而感到有不对之处，就开始让情报部门了解。

经情报人员的侦查，目标都集中到晋商上，后来经详细了解，晋商不但是收购救灾粮的竞争对手，而且是社会腐蚀的促进者，晋商通过钱财贿赂官员，进行所有赚钱的生意，即拱台物价增加平民的生活困难，又以特种物资资助后金发展，到后来还帮入寇的后金组织后勤供给，收集情报卖给后金。

情报部门调查晋商有两年多时间了，基本上了解到晋商的行为，也掌握了许多证据，等待的是一处处理时刻。

晋商也由商业行为衍变为汉奸行为或间谍行为，做为皇帝的朱弘自然就把晋商列入重点查处的对象。

以前边关许多军官也是晋商党人，后来由于人员变动，象李信在大同，田见秀在昌平。大同和昌平对官商勾结有一定的抑制性，也同时查禁边关贸易中的贿赂行为，晋商就迅速转向了宣镇或张家口。

先前几年情报部门只是暗中探查情况，掌握证据。早几年由于没时间精力，也因为证据不足，没有总体上处理过，现在到了查办的时间了。

旗手卫、锦衣卫和禁军突然出动，操了八大晋商的家，抓了其主要人物，也在全国多地同时查禁了晋商的商行，如北京、山西、张家口等地。旗手卫，军队对晋商和天下人说明只是查处向后金提供粮食和铁的商人，不是禁商，通过京报也说明，向后金提供铁和粮食的恶果。

查操晋商之举，在北京地区出现的严重的反应，以官员为代表的一股势力，群起为晋商说情，以在后金入寇中损人破家为代表的一股势力要求严办晋商。先前京报只是向天下人说明情况，可北京近郊的市民却愤怒的要晋商偿命，甚至衙门前都有市民喊冤和要求惩办帮凶。

案情审理拖了一段时间，在大量的证据前，八大晋商不得不认罪，范永斗做为向后金提供物资的中坚者，在市民前杀了以平民喷，其他晋商可以购命购罪，操家所得的银子也可用来购命购罪。

在市民前杀的一个确实是向后金提供违禁物的中坚者，有必须，市民的怒火需要平息。

即于允许购命购罪，崇祯认为能做生意的人都是人才，如果转做合法生意，也许是有用人才，另外，朝庭确实需要钱，因为快揭不开锅了。操家时操到了一千多万两银子，购命购罪时也得了一千多万两银子，一时多了二千万多两银子。

范家和其他八大家的大部分现金，良田都几乎被没收，只是留下了住宅和部分金银再次起家。表面上，八大家只剩少量现金，实质上还剩多少，只有八大晋商自己清楚。

在处理晋商事件中，朱弘也树立了一个处理官僚的原则，就是打破了官员认为的法不责众的习惯。

以粮铁与后金交易，就是资敌，资敌就等同谋反，谋反大军无论有多大，也一定要剿灭。处理谋反事件，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事，必须要有下重手，作大手术的决心，无论有多少人参加了晋商的行动，或有多少人为晋商求情，都绝不退缩。

首辅和御史参与了晋商集团，就操首辅和御史的家，有多少地方官员为晋商一党的关系，摆免多少地方官。

崇祯对官僚体系总是当做准敌人相对，只不过还没有时间精力整顿，或现在不宜全面开战，但个别案件还是狠专不饶，如先前的有明显的贪污证据的官员，现在的资助后金粮铁的官员，能查就查。严重者，操家，不论财产多少都收归国有。次要者，罢官、降职或调整到次要位置，其目的是为了减轻官面层的对朝庭的反感。更为重要的是空出一此职位，现在胥吏由胥吏局掌握，也就是由皇帝系统掌握，只是胥吏担力，或办事能力强，少一些官也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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