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立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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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发展我邦经济呢？中华自古有两种经济形式，一种为小农经济，政府按每户人家占地多少及人户多少，征以一定数量的赋税或劳役。这种经济形式，政府可依据国家所掌控的土田与人户资源，大致评估出国家当年的经济收益，有一定的计划性，因此亦可称之为计划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源自中国上古曾存在的井田制度。此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孟子滕文公上》又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周礼地官小司徒》又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就中国上古文献所记载的这种井田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当时的赋役制度为劳役地租，这种劳役地租的收取形式有贡、助、彻三种，共点皆为服劳役于公田，约收取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为公粮，其余则归农家自有。此如同孟子所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就这一制度的瓦解原因而言，是因为时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与牛耕的广泛使用，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小农已有能力实行一家一户的独立耕种，不再需要这九种家共耕的集体耕作形式，于是便有了战国时期秦孝公支持下的商鞅变法（前356年，前350年），以及各国的变法，这种劳役地租性质的井田制被废除了，政府开始对独立的农家，征收一定的税赋（金钱）与劳役地租。而这种经济形式从古代一直延伸至今，典型案例有明太祖朱元璋的农田法。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发令：“凡农民家有四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如果有田十亩以上，则种植面积加倍。各级官吏要亲自督查，如果不中桑树，就罚他交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罚他麻布、棉布各一匹。”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朱元璋又下令：天下百姓，按帝国计划种植桑、枣。每一百户农民要共种二亩秧，并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焼地，耕锅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苗长到二尺高，然后分栽，每五尺宽为一垅。每一百户第一年二百株，第二年四百株，第三年六百株。造册回报，违者全家发边充军。等等。

而上举小农经济，以前又被称之为自然经济，因为其是建立在小农个体家庭自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其与上古井田制经济一样，由于政府大致可以依据其所掌握的土地与户籍人数，推算出政府的年度总收入，因此就本质而言，这种经济形式实则为一种计划经济。

而与这种经济形式相区别的是：中国自古以来还存在另一种经济形式，即工商业经济。其是非计划性的。如民众日常生活所需之锅、碗、瓢、盆、筷子、菜刀等等，这些东西原本非各级政府官吏所能预知社会之实际需求量，其皆出自于手工业工匠之手制造，再通过行商坐贾等种商贸形式，送至需家手中。说得再远一点，现在缅邦、南掌、金边、安南等友邦，按照联姻盟约，我邦每年要给其五万至十万白银，购买其大米，而这些友邦在收到我邦白银后，不一定存入府库，而是要用以购买我邦所生产的手工业制品，对于这些友邦的实际所需量，我邦政府亦无法做出预测。

因此，对于民众或需方需要通过这种买卖交易形式获取的手工业制品，因其要通过市场、或经商家转手获取，政府无法事先知晓其社合生产总量，就这种经济形式的性质而言，其相对于小农经济的预知计划性特点，便可称之为“市场经济”。对于这种经济形式，中国古代的传统称谓是工商经济。而如何对待这种经济形式，中国自古以来有两种政策，一是“重农抑商”。实行这种政策的依据是：商人通过经商过度谋利，会打击农民务农的积极性，而农业为立国之本。另一种政策是政府不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其依据是西汉初年所实行的“黄老无为而治”政策，即任由市场的实际所需，来决定商品的价格波动，任其自生自灭，政府仅居中收取一定的交易税费。而自宋以降，因政府从工商业贸易活动中获利日多，有人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但从社会实践角度看，对大商人的袭断投机活动不加打击，任其自由泛滥，会严重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造成全社会的贫困。

因此，针对上两种经济形式的特点，要想使我邦经济获得长足发展，永立不败之地，我邦的立邦之基，在于寻找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既要积极扶持保证基本民生的农业，又要合理扶持具有市场经济特点的工商业，不使商人出自逐利动机随意涨价，牟取暴利而捐害全社会的公利，这样我邦便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至于如何才能寻找这两种经济形式的位合点，则是我邦今后经济管理工作中的重点。

户部尚书程好义登台发言之后，轮到礼部尚书孙员外登台讲话了。孙员外说道：礼部官署，北魏始置，隋朝以后成为中央行政机构六部之一，掌管五礼之仪制及学校贡举之法。而我邦设礼部，主要是为了端正社会风尚，凝聚人心，共建大同社会。而讲到礼，就要讲到乐，因为儒家从来都是礼乐对讲，如同先哲所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而在和平年代要治理好国家，需要礼，也需要乐。因此礼部的平素职是两大块。

一是讲礼。讲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政治秩序，区别上下级关系，由要行科举制，定九品十八级的官员从属关系，让政府官员各尽其职。否则全邦使无从管礼，各行其是。而搞科举考试制，行九品十八级官制，是让政府属员从心理上认可这一制度的合理性，并在行为上遵循政府官员的礼仪规范。而搞科举考试制度，是针对我邦官吏实际需求情况，每年或三年一举，量出为入，以补全邦官吏缺员。而上至邦府机构，下及地方各城、镇、乡，可将每年所需官吏缺员，及时上报礼部，以便确定我邦每届科举入选的人数。

而除设礼别异，以补我邦每年官史实缺人员外，礼部还有另一重要职责是求同，也就是要做到上下同乐，使我邦所有民众都诚心拥戴我邦的政治体制。这如同先哲所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人和而不流，乐肃庄则人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以至足其上矣。”

而要实现乐的这一合理目的，礼部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抵制不良之乐对我邦的不良影响。这如同先哲所说：“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故礼乐废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贵礼乐而贱邪音。”而我们如此做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先哲所述的极终目标，即：“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也正是为此，孔夫子当手指责“郑风淫”，指出：“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囗之覆邦家者。”

而为了宣传儒家乐论，以使普通民众与全邦做到上下同心，巩固社会，我邦自立邦之初迄今，设立了一些重要机构，包括：

乐苑馆，由宋好乐馆长与映氏三姐妹映芳童、映芳蕾、映芳思三位副馆长具体负责。其任务是创作、推广雅乐以化民。

歌舞馆，由宋倩雯馆长、龙宗道副馆长具体负责。其职责是作出优秀的歌舞剧目以娱乐民众。

医馆，由张子贤馆长负责。其职责是救死扶伤，使我邦民众身心健康。

武术学校，简称武馆。由齐安娜馆长与袁冈野副馆长具体负责，其职责是练武强身，保家卫邦。

四艺馆，其职责是传授诗、书、琴、画，娱乐我邦百姓身心。馆长待选。

奇技馆，由方知命馆长具体负责。其职责是研究、传习中华传统科，也研究、传习西方火器技术，以使我邦永远强盛。过去有一种说法是将一切奇门遁甲之术斥之为“奇技淫巧”，此说不对。当年诸葛武侯创连铢弩、木牛梳马曾大败魏兵，此说有历史可证。此外西洋火器要强于中华传统之土枪土炮，其中必有鬼神莫测之机，值得探研。邦主反对仕子只读《四书》、《五经》。大清康熙帝曾说：“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海外如西洋等国，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邦主认同此说，认为日久西洋火器恐非中华武功能敌，因此要求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西学内容，至于具体增添哪些内容，尚需与方馆长协商后才能决定。

讲完这些话后，孙尚书又强调：希望众位能理解，上举这些文化机构，与前面张万祺尚书所述诸项政治制制度一样，对于我邦的长治久安同样重要。而且随着逆伦邦的灭亡，和平时代的到来，其对于我邦和平生活的建设发展，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关于在我邦文化机构中服务的官员，其薪俸标准经六部尚书与邦主协商，凡馆长一律二级，副馆长一律三级，与军中主副将，城长与城尉待遇一律平级。

礼部尚书孙员外发言至此，便询问在会议出席者有何不同意见或补充意见？下面爆出一阵掌声，表示无不同意见。正在此时，门卫突然传言，讲安南使者到，特进贡歌女一名，以贺五伦邦战后第一届议政大会的顺利召开。黄义明叫道：快快请进。但见会场走进两名安南使者与一名千姿百态的美貌女子。女子先向黄义明行跪拜之礼,两位使者向黄义明行了使臣之礼后便道：我王听说邦主已灭逆伦邦，并顺利召开五伦邦战后第一届议政大会，特进贡歌女一名以贺。此女名阮氏芳，年方二十，处女，知律善琴，唱歌跳舞无一不能。请邦主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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